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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文化

宝山区位于上海市北部,东北濒长江,遥对崇明县;东临黄浦江,与浦东新区隔水相望;南与杨浦、虹口、闸北、普陀四区毗连;西与嘉定区交界;西北隅与江苏省太仓市为邻。全境分成陆地、岛屿两部分,陆地以横贯中部的蕴藻浜分成南北两部,长兴、横沙两岛自西至东,横卧于长江口南支水道,全境东西长56.15公里,南北宽约23.08公里,总面积415.85平方公里。全境江海岸线总长118.91公里,有干河30条,支河877条,总长959.11公里。

宝山,因山得名,明永乐十年(1412年),境内海滨,曾用人工堆筑成一座土山,用作航海标志,为出入长江口的船只导航,永乐皇帝定山名为宝山。此山早在万历十年(1582年)坍没于海,但其名仍沿用至今。

宝山,原属江苏省,清雍正二年(1724年)从嘉定县分出,建为宝山县。民国17年,闸北市(与上海县共管)和江湾、殷行、吴淞、彭浦、真如、高桥6个市乡划归上海特别市,境域面积缩小一半。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本区沦陷期间,全境划归上海市,蕴藻浜以北地区为宝山区,浜南分属市中心区和沪北区,长兴归浦东北区。民国17年划出的江湾、殷行、吴淞和大场重归宝山。1960年划出吴淞镇及蕴藻浜以南长江路两侧成立吴淞区,1964年吴淞区并入杨浦区。1980年以后因宝钢建设需要,重新成立吴淞区,城厢镇和吴淞、淞南、庙行、月浦、盛桥等乡一部分归吴淞区。1988年1月,撤销宝山县和吴淞区建制,建立宝山区。

宝山区境为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是在江流海潮共同作用下,以长江为主的河流所带的泥沙不断淤积而成。陆地部分为一望无垠开阔的河口滨海平原,整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缓坡状倾斜;两岛为河口沙岛,地表土层深厚,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全区有耕地16794.6公顷。境内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5.7℃,常年无霜期共235天,年平均降雨量1056.8毫米。

全区总人口702568人,其中农业人口205 382人。全区人口以汉族为主。

本区有5个街道、14个镇(其中有些镇是从93年起撤乡建镇)、2个乡,203个居民委员会和176个村居民委员会,1632个村民小组。罗店、大场等镇,在历史上因其繁华的经济贸易,曾素有“金罗店”、“铜江湾”、“铁大场”之称。

宝山是上海的大工业、港口储运、能源、水资源、副食品生产基地,又是全国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之一。全国首家现代化大型钢铁企业--宝钢集团坐落于此;为大工业配套的乡镇企业是宝山区域经济特色之一。宝山的土特产品有“长兴无核蜜桔”、“瘦肉型猪”等。

改革开放以来,宝山的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据1997年统计,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6.6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完成80.4亿元,全区工业总产值为156.8亿元,农业总产值为5.8亿元。产业布局结合资源比较优势已趋向合理,形成了中北部制造加工工业为主、南部房地产业为主、两岛特色农业为主的产业布局,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进,全区共有14个私营经济区。全市第一条由区引进外资建的逸仙路高架道路工程已于1998年竣工通车。由闵行至宝山的上海第一条高架轻轨铁路“明珠线”以及外环线正在建设之中,为宝山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区科教文卫体等各项事业有相当的发展。全区有民营科技企业523家。长兴、横沙岛的养殖蟹种技术96年列入市、区科技发展基金研究和推广项目;“罗麦3号”高产栽培技术研究项目获1994~1995度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本区现代教育事业举办较早,教育质量普遍较高。全区现有各级各类学校及校外教育机构262所,学生136422人,教职工10934人,学校总占地面积221.11公顷,总建筑面积95.05平方米。行知中学、吴淞中学是区境内两所重点中学。

宝山文化事业近年来迅猛发展,一地一品的特色文化在宝山城乡遍地开花,92年来成功举办的国际民间艺术节、百场广场文艺汇演等享誉沪上,蜚声中外。本区规模最大的公共文化设施--宝山区图书馆99年1月落成。

本区体育事业发展迅速,全民健身运动活跃。现拥有体育场馆210座(含学校、企业事业单位)。97年7月竣工的宝山体育中心,可承担国际国内的大型项目的比赛,其中宝山体育场、宝宸体育馆颇具规模及影响。

全区有医疗卫生机构29所,其中区级医院7所,街道医院7所,乡(镇)卫生院8所,其他医疗防治、保健机构6所,卫生成人中等英日韩翻译网-学校1所。全区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7.83人,拥有床位4.98张。

宝山区境据江海要冲,向称东南重镇,为历代用兵必争之地,宋代抗金名将韩世忠曾驻军于江湾。明代设吴淞、宝山两个守御知户所;清代设吴淞营、宝山营;民国元年(1912年)设置有吴淞要塞司令部等指挥机关。而宝山同时也历来为外国侵略者视为侵战中国大陆的桥头堡之一。曾发生过严家兵痛歼倭寇,陈化成力阻英军入侵的激烈战争,也曾经是“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新中国成立后,境内一直驻有陆、海、空、武警、边防等部队,分别驻扎在区内沿江、沿海及内陆地区,现有一个军用机场和一个军用港口。
宝山经济发展:

宝山县位于上海的北郊,东北濒长江,与崇明县隔水相望;东与吴淞区接壤;南与杨浦、虹口、闸北、普陀区毗连;西以界泾、杨泾与嘉定县分界;西北隅与江苏省太仓县为邻。全境分成陆地与岛屿两部分,陆地北狭南宽,东西宽17.5公里,南北长23.08公里。全县总面积370.73平方公里(岛屿面积约124平方公里)。地理坐标:东经121°17′42″~12l°53′,北纬31°16′01″~31°30′28″。1987年辖3个县属镇、17个乡、6个居民委员会和206个村(大队)、1980个村民小组(生产队)。总人口34.1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8.28万人。

本县境域是由长江夹带泥沙不断淤积而成的冲积平原和河口沙岛。距今1400多年前,西部洋桥、罗店、大场一线已经成陆;公元8世纪初,月浦、江湾一带已有海岸线;11世纪中叶,陆地部分已全部成陆,地面高程2.8~4.1米,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缓坡状倾斜。长兴、横沙两岛,成陆时间较晚,仅有一二百年历史,地势普遍较低,地面高程在2.4米~3.1米。境内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5.7℃,常年无霜期235天,年平均降雨量1056.8毫米。



建县前,境域在唐宋时属昆山县,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起属嘉定县。清雍正二年(1724年)自嘉定县析出东境建为新县,与老县嘉定同城而治。沿用明永乐十年(1412年)为导航而修筑于浦东高桥海滨的一座土山“宝山”之名定县名为宝山。次年分治,置县治于吴淞所城(即1980年以前的城厢镇),从雍正二年建宝山县到1988年撤县,历时264年。

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本县境域曾有过3次大的变动。民国16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根据大上海计划,确定上海为特别市。民国17年,本县的闸北市(与上海县共管)和江湾、殷行、吴淞、真如、高桥、彭浦6个乡划归上海特别市。这一变动使县境缩减一半。民国18年,市政府划定并征用翔殷路以北、闸殷路以南、淞沪路以东地区7000亩土地,建设新的上海中心区。民国26年,“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后,本县沦陷时期,全境划归上海特别市,改县为区。民国33年又改区为县。民国34年抗战胜利,本县重归江苏省。

1958年1月,为适应上海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市政整体规划、粮食与主要副食品的供应以及建立卫星城镇的需要,本县与嘉定、上海县一同从江苏省划归上海。同年,市北郊区和川沙县横沙岛(乡)并入本县,原在民国17年划归上海的大部分地区重归本县。这是县境第二次大变动。

之后,本县南部与杨浦、虹口、闸北、普陀4个市区毗连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就成为市区扩展的重点地区。进入80年代,扩展进程加快,从1978年后宝山钢铁总厂的建设、1980年市吴淞区的重建,到1984年市中心区调整扩大,本县先后有70多平方公里土地划归吴淞区和南部相邻各区,使8个乡的农村处于县、区双重领导之下。这是县境第三次大变动。

1980年吴涨区建立后,本县县府所在地处在吴淞区管辖范围内,而吴淞全区又为县境所包围,县与区在境域上犬牙交错,在管辖上互有困难,城乡矛盾较多、也较突出。因此,撤销宝山县、吴淞区,建立一个城乡一体的新区,遂成为必然趋势。



长江入海处的吴淞口,素有“南为上海门户,西为苏常藩篱,乃东南第一险要”之称,本县就处在这一险要处。县境内历代设有众多军事设施,在黄浦江口和长江口南岸曾先后筑有西、东、北、南和狮子林5个炮台及大批营房,驻重兵扼守吴淞口。在丁家桥、大场、江湾建有3个军用机场;在吴淞和横沙分别建有军港码头;在江湾、庙行、杨行等地辟有4个靶场;还有军火库2处、哨所7个、碉堡1350多个和一批永久性国防工事。这些设施,虽一部分在近年因建设需要改建他用,但大部分仍作为国防设施在继续发挥作用。县境至今仍为东南沿海国防要区之一。

在这块3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历代为抗御外敌入侵的前沿阵地。明代抗倭斗争中,倭寇几番来境骚扰,嘉靖年间,黄姚里严大显五兄弟组成的严家兵,配合官兵转战抗击,使倭寇闻风丧胆。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帝国主义将鸦片战争的战火延烧至吴淞口,企图由此进入长江腹地。提督陈化成扼守吴淞西炮台,面对船坚炮利的强敌,与入侵英舰对垒轰击2个多小时,英舰被击中多次。陈化成孤军奋战,最后壮烈牺牲,表现了中国人民同入侵之敌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英军也不得不承认“受到了最厉害的抵抗”。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日战争,县境均为主战场。“一·二八”战争,十九路军将士在吴淞、庙行、江湾等地区,接连粉碎了日军吴淞登陆、庙行中央突破的企图,日军丧兵失将,付出了沉重代价,不得不三易主帅。“八一三”战争,中国军队与日军在这里展开长达70多天的反复争夺,在宝山县城,在罗店镇,在吴淞、江湾、大场,都进行过逐街逐巷逐屋的肉搏拼杀。在宝山县城,营长姚子青率领全营六百壮士与城共存亡;在罗店前线,中国军队前赴后继,与日军进行13次拉锯争夺,出现十八勇士以血肉之躯炸敌人战车等壮举,发扬了中华民族在侵略军面前不甘屈服的浩然正气。就在这场战争中,日军在小川沙登陆后,一路烧杀,境内80%的房屋被焚毁,1万多人被残害。但是宝山人民没有在强暴面前屈服,边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四大队等抗日游击队,连年袭击日伪维持会、警察所,炸机场,惩汉奸,伏击日伪军,使侵略者不得安宁。在中共地下党员的组织下,大批的枪支弹药、医疗用品和军事情报,通过设在吴淞镇的秘密兵站、新四军情报组,经吴淞、小川沙等港口,源源送往苏北等地,支援了抗日军队。

宝山也是一个具有革命斗争光荣传统的地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里就有党的活动,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李立三等许多革命先辈,都曾在这个地区发动工农、唤起民众。在党的领导下,本县人民直接参加了反帝的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党组织屡遭破坏,但火种不灭。 1949年解放上海前夕,境内坚持地下斗争的200多名共产党员,领导群众组织人民自卫队,开展护厂护校,收集情报,绘制军事设施地图,开展统战与策反工作,迎接上海解放。当年5月,解放上海的外围战在境内月浦、杨行、刘行、顾村一线展开,人民解放军经过半个多月的攻坚战,攻破了国民党军队构筑的所谓“固若金汤”的永久性工事,切断了敌人从水上逃跑的退路,歼敌10余万人。人民解放军有3000名子弟兵在这块土地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一切都给宝山留下了光辉的革命史迹。



本县滨江临海,又毗邻市区,水陆交通便捷,有4条南北向干线公路直通市区,有33条市公交汽车线和 16条郊区公共汽车线联结市区和各乡镇,有水运航道20条通往各乡和外省。民国18年(1929年)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制订的《新上海建设计划》,曾将本境作为中心区和港口、铁路、道路等建设的重点地区,因历史条件限制和战争影响,除新市中心区和虬江码头动工外,其余都未能按计划实现。解放后,本境作为上海重工业及港口建设的重要基地,除上海钢铁一厂、东海船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棉八厂等知名企业扩建外,1957年起,上钢五厂、上海铁合金厂、彭浦机器厂、上海重型机器厂、华通开关厂、上海自行车三厂等数百家大、中型企业迁来境内或在境内新建。在共和新路两侧形成以机电工业为主的彭浦工业区,蕴藻浜两岸建设以冶金工业为主的吴淞工业区,五角场周围建成以轻工、纺织为主的五角场工业区。1978年以来,全国最大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宝山钢铁总厂、全国最大的港口火力发电厂石洞口发电厂和国内第一座超临界火力发电厂华能石洞口第二发电厂,在境内沿江地区建设。上海港务局在张华浜和军工路的黄浦江沿岸建成两个大型国际集装箱码头,并正在宝山石塘北沿兴建上海港宝山装卸作业区。境区已成为上海重点建设的北翼,也是钢铁、能源基地和外贸港区,为宝山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

38年来,本县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尽管有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历程,国民经济仍有较大的进展,特别自1978年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导下,依托城市,服务城市,在加强农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乡村工业,注重搞活流通,使全县社会、经济各部门都有很大发展,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只有3267万元,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县。198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6.48亿元,比 1949年增长49.45倍,年递增率11.18%,比1980年增长2.37倍,年递增率23.7%;社会总产值22.51亿元,比1980年增长2.65倍;国民生产总值10.36亿元,人均3035元,比1980年增长2.35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55亿元,比1958年增长5.35倍,比1980年增长88.8%;财政收入2.31亿元,比l958年增长10.7倍,是上海郊经济比较发达的县份之一。



依托地理优势,本县解放以来的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解放前,工业基础薄弱、设备落后,1949年工业产值1222万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37.4%。经过1956年对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起县办工业逐步发展,1970年以后乡镇工业兴起,到 1978年全县工业产值达到2.67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2.89%,比1949年增长20.8倍。1978年后,积极配合城市工业改造扩散,调整产业结构,同时新建了一批与城市大工业联营的工厂,成为城市工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14家自行车英日韩翻译网-厂为上海的“永久”、“凤凰”名牌自行车生产70%以上的零部件,有80多家企业与冶金行业建立长期协作关系,有18家经国家检验合格的电镀企业为上海的彩电、电冰箱、收录机、缝纫机、自行车等轻工产品提供金属表面处理服务。l987年工业产值15.05亿元,比1949年增长122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l.3%,有机电、仪器、设备制造、化工、建材、金属制品、缝纫、针织、食品、日用机械制造等行业,曾获部优、市优荣誉的名优产品有:“新华”、“蜜蜂”、“回力”、“上海”等牌号的自行车脚蹬、前叉合件、“宝友”牌轴皮、“雪球”牌活动冷库、“七O”牌进排气门、Q型螺丝千斤顶、“宝山”牌油压千斤顶、“舒乐”牌衬衫、“火焰”牌喷灯、“宝羽”牌羽绒服装等。月浦的童装、羊毛手套、横沙的绣品、大场的白油、盛桥的柠檬酸、庙行的纸品等,成为本县主要的出口外销产品。

本县农村从50年代起,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变革,依靠集体力量,利用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技术经济优势,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和平整土地,增施肥料,改良土壤,装备农用机械,改革耕作制度,增加复种指数,更新作物品种,提供栽培技术,生产水平得到显著提高。1949年,各项作物的平均亩产量:粮食223.5公斤、棉花(皮棉,下同)12公斤、油菜籽40公斤、蔬菜28公担,耕地复种指数131%,农业产值2045万元,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个劳动力165.57元,每亩土地纯收入不足50元;全年上市猪6959头,禽34.24万只,水产87l吨。1987年,各项作物平均亩产量:粮食599公斤、棉花29公斤、油菜籽107公斤、蔬菜45.8公担,分别比1949年增长168%、141.66%、167.5%和63.57%,耕地复种指数178%,农业产值1.43亿元,农业劳动生产率劳均856.80元,每亩土地的纯收入230元;全年上市猪31.86万头,禽159.89万只,水产7209.6吨,分别比1949年增长44.78倍、3.67倍和7.28倍,并有蛋、奶、食用菌、瓜果、花卉等大量上市。

本县农村产业结构,长期以来是以粮、棉、油种植业为主的单一经济。1949年农业产值中以种植业的收入为大宗,畜牧渔业只占很少比重,直到 1976年,种植业仍占75.22%。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合理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农工商综合经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非农业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1987年农业总产值1.43亿元中,种植业占52.45%,畜牧业占40.55%,渔业占5.05%,副业占1.3%,林业占0.65%。经过多年的积累,乡、村、队三级都成为具有一定物质基础的经济实体。1987年农村固定资产原值74479万元,其中乡一级为3879l万元,村一级为26686万元,队一级为8229万元,形成独特的城郊型农村经济模式。得天时地利之宜,长兴岛发展万亩桔园,已成为市郊柑桔生产的主要基地。吴淞乡发展草莓保护地栽培,使供应期长达5个月,被誉为“草莓之乡”。全县副食品基地建设有较快的发展,到1987年底,已建成500头以上养猪场34个,万羽鸡场18座,百头奶牛场11座。瘦肉型猪、兔毛、香料、蔬菜、鳗苗等已进入国际市场,逐步向创汇农业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本县城乡建设和教科文卫体等各项事业也有相当发展。

因受历次战争摧残,到解放前夕,境内各城镇街衢坎坷、屋舍破旧,战争创伤处处可见。解放后,城乡建设有很大发展,新建公路63条(段),总长198.93公里,组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邮政网点遍及城乡,邮路149条、3621公里。电话通讯自动化,载波化,电缆化也初具规模,装机容量市内电话19200门,农村电话4000门。各城镇都进行了扩建和改造,镇区面积都有很大扩展。新建工房63.72万平方米,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12.7平方米。1958年以后,市规划建设的彭浦、泗塘、海滨、桃园、长白、控江、凤城、广灵、宜川、柳营、运光、兰花、梅花、沪太、宝钢等一大批新村,在县境南部和县府所在地区拔地而起,新村地区工农交融、城乡交错,已具有农村城市化雏形,并陆续划为市区。在农村,河、路、村宅都作了重新安排,穷乡僻壤的旧迹已不复多见,农村住房今非昔比,70年代以来绝大部分农民家庭都建造了楼房,人均住房面积35平方米,并正在向讲究室内装饰和设备现代化发展。

自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知名教育家袁希涛等在县城筹设第一所小学宝山县学堂起,本县现代教育事业有较快的发展。清末民初陆续有复旦、中国、水产、商船等大中专院校在境内创立,以后又有同济、劳动、上海、暨南、持志、政治、文治、沪江等大学和音专、体专等院校迁建来境,成为高等学府荟萃之地,对启迪民智,提高社区文化水准起了催化作用。辛亥革命后,境内兴识字扫盲,民国13年(1924年),各市乡普设平民学校。30年代初,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本县大场地区创办山海工学团,推行教育为工农服务,实行工学结合和小先生制,使全县平民教育得到发展。因受战争影响,特别是“八一三”战争的影响,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后逐步得到恢复。解放前夕,全县有幼儿园14班,小学137所,中学14所,学龄儿童入学率为30%。解放后,教育发展很快,到1980年有幼儿园152所(班),小学180所,中学48所(完全中学22所),1983年普及小学义务教育。之后,有部分学校划入市区。1987年全县有幼儿园246所(班),小学130所,中学25所(完全中学11所),中专2所,职业中学13所(班),广播电视大学分校l所,成人业余学校4所,此外还有教师进修学校、农业技术学校、科技进修学校等,在职人员的知识业务水平不断提高。

自清末县城创办通俗教育社、城市图书会,吴淞创设藏书会起,历来文化艺术活动和民间文艺活动都比较活跃。宝山的故事、神话、民歌、丝竹、吹打乐、民间舞蹈和彩灯等,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1987年,全县有文化馆(站)21个,图书馆(室)21个,影剧院5个,放映队17个,并有县人民广播电台和英日韩翻译网-剧团宝山沪剧团。群众性的戏剧、曲艺、歌舞、美术、摄影等在市级会演、展览中,有50余名作者的100余件作品获奖,彭浦农民摄影在全国独树一帜,宝山彩灯还出国展览,获得好评。

解放前,本县医药卫生条件十分简陋,虽较早办有医院多所,但规模小,设备差,水平低,药品匮缺,群众求医寻诊,主要靠中医中药。1987年,境内有县级综合性医院3所,还设有中医门诊部、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所、结核病防治所、精神病防治院等卫生事业机构,乡有卫生院,村有卫生室。县、乡两级医院和卫生院有医、技人员1554人,平均每千人有医、技人员4.91人;有病床955张,平均每干人有3.02张。解放后防疫工作成绩显著,鼠疫、霍乱、天花早已绝迹;血吸虫病、丝虫病已被消灭;白喉、麻疹、百日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疟疾、乙型脑炎等主要传染病已被基本控制;急性肝炎、菌痢等发病率大幅度下降。人民健康水平明显提高,1987年人均期望寿命73.3l岁,比解放前提高34.31岁。

解放前,本县科技事业仅处于萌芽状态。解放后有较快发展,1987年建有县科学技术委员会、县科技协会、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蔬菜技术推广站、食用菌推广站、农机研究所等机构和各种学会团体,有科技人员2455人,其中高级人才7人(1988年初为54人)。科研项目遍及工业、农业、医卫等各个领域,1980年至 1987年获得市级以上科技成果奖的项目有46个,获得县级科技进步成果奖的有203个,1986、1987年列入市级星火计划的项目有8个,总投资972.3万元。

解放前,体育只在中小学校开展。解放后,全县学校体育、群众体育、人才培训、场地设施等都有很大发展。全县获等级运动员称号的有115名,其中健将级7名。在市级和全国性的比赛中,有6名本县籍的选手打破全国纪录。解放以来,本县先后向国家、市输送各项运动的优秀运动员31名,其中自行车运动员吕玉娥、射箭运动员张政还作为国家队成员参加了1984年的第23届奥运会。



本县地处海滨,境区有118.91公里岸线襟江带海。每年夏秋之际,常因台风、暴雨等灾害性天气造成严重灾害。从雍正三年(1725年)分治起至1949年5月解放,因台风潮溢造成沿海人庐漂没和因暴雨洪涝造成的大饥荒就有48次之多。建县初下辖9个施粥厂,以赈济区域替代行政区域,到嘉庆、道光年间分设到14个,可见那时的宝山人民,经常得依赖官府赈粥济贫,才能勉强维持生计。民国年间的民谣:“蟛棋钳稻海车田,海龙王作对大荒年”,“有仔丫头不嫁北头(海边),嫁仔北头一口麦头一口草头”,都真实地反映了旧社会宝山人民的困境。加之战祸连年,人民的困苦更是雪上加霜。

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动员大量人力,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修海塘、兴水利,国家共投资1.68亿元。陆上23公里海塘,已建成能抗御50~100年一遇的高潮和11~12级台风同时袭击的坚固堤防,岛上结束了南坍北围的被动局面,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生产生活都得到了保障。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特别是1978年以来增幅加大,全县各城镇的居民劳动就业已基本解决。1987年,全民所有制和县属大集体职工人均年工资(不含奖金)1658元,比1976年的576元增长1.88倍;农民人均收益分配达到1130元,比1976年的200元增长4.65倍;全县城乡储蓄金额4.42亿元,比1976年增长15倍。1976年至 1987年,有5.94万农户建房21.42万间,多数农民住进两层或三层楼房。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已进入普通家庭。

历史的车轮在奔驰,改革在深入,宝山作为一个县的建制,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勤劳勇敢的宝山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依托上海北郊优越的自然、地理、人文条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方针,为建设工农结合、城乡一体的新宝山,为上海北翼的起飞,为振兴上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在作出更大的努力,增添新的光彩。

宝山翻译的需求国内的翻译市场随着中国进入世贸组织而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翻译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截止到2005年,中国的翻译市场份额以及超过了两百亿元。原来传统的依托大学语言院校的翻译机构已经日益被英日韩翻译网-分工的翻译公司所取代,而外资公司入驻中国也对翻译质量和流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然而,为数众多的北京翻译公司和各类翻译社也对整个翻译行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于部分翻译公司仍然停留在“家庭式作坊”和“代理商”的阶段,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对翻译质量进行审核与控制,从而使得客户的稿件无法得到质量保证。可正是由于这些众多游击队式翻译商的存在,让整个翻译市场的价格在不断的下滑。价格正是他们最大的优势,因为这些公司没有后期审核和控制所需的费用,也不对译员进行跟踪和考核。这些行为导致部分正轨的北京翻译公司也在质量控制流程和译员水准上大打折扣。虽然价格竞争使得客户在费用上受益,可最终却为客户和整个翻译行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根据新译通上海翻译公司某负责人的介绍,某知名机电类外资集团,其主要生产和销售机电类产品,正是由于选择翻译公司的不慎,被某家庭式翻译公司的低廉报价所吸引,而将1000多页的整个产品目录交付给其翻译。最后由于质量问题,不但上万本目录书籍被报废,整个企业进入国内机电市场的脚步也被推迟了整整一年。其直接损失高达数十万,间接损失更是无法估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此,目前的翻译行业迫切需要建立起严格的翻译市场准入制度和完善的淘汰机制,以维护整个翻译行业的形象,使正规上海翻译公司得到良好的发展空间,并最终让客户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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